| 记者 王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列举了一系列资本市场相关举措，如“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等。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刘劲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指出，建设金融强国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为此努力。然而，当前这一任务愈发紧迫。一方面，科技创新是当务之急，要推动科技创新，必须解决融资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地缘政治博弈日益增多，外部环境亦不容乐观。

“金融强国的主要发展脉络，应聚焦于国际化与市场化两大方向。”刘劲说。

他指出，市场化的核心在于以直接融资逐步取代大部分间接融资，构建一个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为高科技及各类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与之相匹配的融资。同时，培育一支规模较大、专业性更强的投资团队，提升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和效率。

刘劲进一步表示，国际化的核心在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打造一套独立于现有国际体系之外的、自主可控的支付系统。

他指出，当今国际支付体系基本由美国操控，其Swift系统及美元作为全球硬通货的地位，赋予了美国巨大的影响力。若美国对某国不满，可通过支付体系实施制裁，如控制美元支付渠道，使该国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开展业务。这对小国而言，可能造成毁灭性打击；对大国而言，虽有其他应对之策，但影响亦不容小觑。因此，应尽快建立一套独立于现有体系的支付系统。

“这并非易事，因为货币的国际接受度取决于市场需求与供给，我们无法通过行政命令强制贸易伙伴使用某种货币。”刘劲说，要使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被广泛接受，必须营造一个有利可图、使用便捷的市场环境。然而，这也并非易事。“国际化是一个长期且充满挑战的过程。”

以下是本次对话实录，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

界面新闻：“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而“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个转变非常明显。这个转变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过去五年我们在建立现代金融体制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刘劲：“金融强国”的概念范畴肯定比财税体制更广泛。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呢？中国致力于建设成为经济强国，而经济强国的根基在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占据主导地位，金融则作为辅助力量存在。没有强大的金融支撑，实体经济的各项发展目标将难以实现。因此，实体经济与金融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

中国的金融改革，正是从一个相对初级的金融体系，逐步向金融强国的方向迈进。这一转变的大方向，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化，即构建一个完整、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二是国际化，让中国金融全面融入国际市场，并在其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实现这一目标将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为此努力。然而，当前这一任务愈发紧迫。一方面，科技创新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要推动科技创新，必须解决融资问题，尽快完善市场体系。

另一方面，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之下，我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国际环境亦不容乐观。众所周知，当今国际支付体系基本由美国操控，其Swift系统及美元作为全球硬通货的地位，赋予了美国巨大的影响力。若美国对某国不满，可通过支付体系实施制裁，如控制美元支付渠道，使该国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开展业务。这对小国而言，可能造成毁灭性打击；对大国而言，虽有其他应对之策，但影响亦不容小觑。

回顾过去五年，我认为，中国在建立现代金融体制方面取得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成就。

首先是人民币国际化。过去五年，中国在推广数字人民币以及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应用等方面采取了重要措施。同时，储备资产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以美元为主逐渐转向增加黄金等多元化配置。未来还需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第二，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我之所以把中国金融体系称为初级金融体系，是因为它主要由银行来主导。然而，银行的效率相对较低，难以充分支持现代化实体经济的发展。为了支持现代化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新质生产力、科技发展，中国需要一个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过去几年，北交所、科创板等的设立，为新质生产力企业和科技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

第三，调整市场规则，使其更好适应多层次金融体系的需求。以北交所、科创板为例，这些市场主要面向科创企业，因此上市要求与传统市场有所不同，传统市场可能要求企业具备几年的盈利记录，而科创企业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但可能尚未实现盈利。此外，注册制的引入也是一项重大的市场化改革。 

第四，推动高质量开放。过去几年，中国大幅放宽了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

界面新闻：前面您提到“金融强国”的方向有两个，一是市场化，二是国际化，能不能围绕这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阐述？目前我们的不足主要有哪些？

刘劲：对市场化来讲，其核心在于以直接融资逐步取代大部分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这个中介来分配金融资源。到目前为止，中国金融资源分配的主要渠道仍为银行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除银行之外，股市、债市以及衍生品市场等亦将发挥重要作用。股市内部又可细分为传统企业板块与科创企业板块等，通过上市机制，催生出一个规模庞大的私募股权投资（PE）与风险投资（VC）市场。

就国际化而言，我认为，应尽快建立一套独立于现有体系的支付系统。这一系统的核心在于推动国际市场使用人民币，并打造一套自主可控的信息系统进行支付。这并非易事，因为货币的国际接受度取决于市场需求与供给，我们无法通过行政命令强制贸易伙伴使用某种货币。

要使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被广泛接受，必须营造一个有利可图、使用便捷的市场环境。然而，这也并非易事。例如，中国实行货币管制政策，国内资金不能随意进出。若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必须确保国际投资者的资金能够自由进出，否则将抑制其投资意愿，进而影响人民币的国际接受度。

因此，打造这一体系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时间与努力。而且，这一体系最终与实体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紧密相连。美元之所以受到全球欢迎，是因为美国作为世界老大，其货币具有强大的信用背书。因此，国际化是一个长期且充满挑战的过程。

界面新闻：对于建设金融强国，《建议》提出了几个措施，其中一个是“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包容性、适应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劲：所谓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实质上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具有其独特性，与美国等完全市场化的国家不同，中国在推进市场化的同时，还注重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产业政策是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明确了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包容性的金融体系需要至少将国家认定的所有重要产业纳入其中，为其提供与之相匹配的融资，以确保每种投资方向都能获得最高效的融资支持。

我们之所以期望构建一个以资本市场为主导、而非银行体系为主导的融资环境，这主要源于银行体系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科技创新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但在传统金融体系中，高科技及各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支持。因为银行在评估贷款项目时，主要关注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还款能力，而新兴技术企业往往在初期难以实现盈利，甚至存在较高的失败风险。因此，必须通过股权融资等包容性金融手段来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以科创板、北交所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举措，体现了对新兴产业的包容性。

然而，仅有制度设计还不够，还需要有愿意投资的投资者。如果投资者无法理解或评估这些新兴技术企业的价值，那么融资活动将难以进行。当前，中国的主要投资者群体仍是普通民众，普通投资者可能对市盈率、利润等传统财务指标有所了解，但对于新技术、新产业等领域的理解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对这些领域的投资意愿。因此，培育一支规模较大、专业的投资团队至关重要。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拥有长期的资金来源和专业的投资能力，这类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将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和效率。

界面新闻：《建议》还提出“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交易是不是也是衡量一国金融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在大部分国人印象中，期货、衍生品、资产证券化往往和高风险挂钩，那如何做到发展和防风险两不误？

刘劲：任何一个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必然拥有种类繁多的衍生品。期货市场及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功能，本质上类似于提供保险服务，针对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产品和物资，为其提供风险保障。

大家之所以认为期货及衍生品市场风险巨大，原因在于期货及衍生品一般以合约形式进行交易，为提升效率，这些合约往往带有较高的杠杆性。例如，投资者仅需投入1元资金，便可能撬动价值30-40元的交易，这就导致市场价格出现波动时，杠杆效应会进一步放大波动幅度，进而使得衍生品市场蕴含较大风险。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此次危机的关键诱因之一便是杠杆失控。从次贷危机衍生出大量高杠杆的衍生品，当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时，这些高杠杆被触发，导致众多投资银行相继倒闭，对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然而，不能因衍生品市场存在杠杆风险而因噎废食。毕竟，衍生品市场的核心目的在于控制风险，如同购买保险一般。若能有效管控杠杆水平，并构建健全的衍生品市场，便可实现一举两得的效果：既能有效控制风险，又能助力实体经济对冲各类风险，获取合适的“风险保障”。

顶级金融市场除了拥有丰富的衍生品，同时还具备强有力的监管机制。通过严格监管，确保衍生品杠杆水平处于合理范围，从而有效控制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历经多年改革，加强了对杠杆等关键环节的监管，金融体系得以逐步恢复稳定，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界面新闻：我们注意到，虽然《建议》特别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提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但值得注意的是，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第一项任务讲的是科创，而十五五规划建议的第一项任务是“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你是如何看待这一变化的？

刘劲：这一调整实则是对现实国情深刻认知的体现。过去五年间，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其中最为核心的便是就业问题。当前，我国就业市场尚无法提供充足的岗位，而就业直接关乎居民收入，进而影响消费能力。缺乏消费支撑，国内生产的产品将难以消化，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又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鉴于此，本次规划建议将国内市场和消费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提出在“十五五”期间，要以国内消费为主导拉动经济增长。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者收入的提升并非主要依赖于新兴产业。新兴产业作为高科技领域，往往具有人员精简、精英聚集的特点，难以大规模吸纳劳动力。以美国为例，尽管其国家实力部分源自于华尔街、硅谷、好莱坞等高端产业，但这些领域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绝大多数劳动力仍就业于传统产业，如沃尔玛等零售企业、餐饮服务业等。同样地，对于我国而言，传统产业在吸纳就业方面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十五五”规划建议将传统产业升级与消费提升、就业保障相结合，体现了对经济平衡发展的深刻考量。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绝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地位与作用。若舍弃传统产业，即便科技创新取得丰硕成果，经济整体也可能陷入困境，最终影响民生福祉。

毕竟，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与其直接关联度有限。这些高科技行业吸纳的就业人口相对较少，而绝大多数民众仍从事传统产业相关工作。因此，巩固和发展传统产业，对于保障民生、维护经济基本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再谋求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与发展，或许是一种更为稳妥、平衡的策略。